端午文化的上述内涵，到了春秋战国时代，随着一些人物的出现，在一些地方产生了变化。比如伍子胥、屈原、曹娥等。春秋时伍子胥因谏吴王灭越而被吴王夫差赐死，并将尸体装在皮革里于端午节这天投入大江，吴人感念伍氏的忠贞，便将端午节献给了伍子胥，在吴地，端午节及其习俗如划龙舟、食粽子等从此就成了纪念伍子胥的节日和习俗，2005年端午节，苏州还举行了公祭伍子胥大典。战国时屈原亦因忠于楚国，主张联齐抗秦，革除弊政，而被亲秦派的佞臣们诽谤陷害，楚王听信谗佞，将屈原流放江南，导致屈原于五月五日投汨罗江以身殉国，楚人怀念屈原忠君爱国，情系故土，为民求索的伟大精神，便将端午节及其所有习俗献给了屈原。传说伍子胥成了涛神，每到端午节吴越人民都要祭祀他。越地曹娥的父亲曹盱是一位专司祭仪的巫师，东汉汉安二年(143年)端午节在祭涛神时，曹盱落江身亡，曹娥亦跳江殉父。从此越人在端午节迎伍君，祭涛神的同时也要纪念曹娥。在内蒙古呼伦贝尔一带，“传说成吉斯汗一次在外出打围时，马惊受伤，后死于五月五日，故每年以此日为猎日，上山‘打围’，纪念成吉斯汗。”〔7〕由此，我们不难看出，无论是纪念伍子胥也好，纪念屈原也好，纪念曹娥也好，纪念成吉斯汗也好，亦或纪念介子推、纪念越王勾践、纪念苍梧太守陈临也好，都不是端午文化之源，而是端午文化之流。这个“流”的最大特点是它的地域性和民族性。楚地祭祀屈原而不祭伍子胥，古代在吴地祭祀伍子胥而不祭祀屈原，江南水乡也决不会在端午节祭祀成吉斯汗……。在上述这些人物中，无疑属屈原的影响最大，屈原这个端午文化的“流”，也就渐渐地变成了端午文化的主流，以至很多人误认为端午源于屈原。所以，北魏郦道元《水经注》载：常德有“屈原港……，今土人五月竞渡，薄暮散船，必唱曰：‘有也回，无也回，莫待江北冷风吹’。”南朝宋•刘敬叔撰《异苑》载：“粽子,屈原秭始作,五月以竹筒贮米,投水祭屈原,后人或以之祭祀祖先。”南朝梁•吴均《续齐谐记》载：“楚大夫屈原遭谗不用，是日(五月五日)投汨罗江死，楚人哀之，乃以舟楫拯救。端阳竞渡，乃遗俗也。”稍后宗懍《荆楚岁时记》亦载：“五月五月日竞渡，俗为屈原投汨罗日，伤其死，故命舟楫以拯之。”萧放先生详尽地考证了端午的“源”与“流”之后说：“屈原在楚地很早就被视为水仙，立祠祭祀。在南北朝时代，因时势的关系，屈原的形象日益崇高。……南朝荆楚地方将悼念屈原的活动结合到五月五日的节俗之中，这是中国端午节转变升华的重要动力。……由于屈原传说的加入，南朝之后，……端午节的主题发生了重大变异。”〔8〕 《隋书•地理志》亦载：“屈原以五月望日赴汨罗，土人追至洞庭不见，……因而鼓棹争归，竞会亭上。习以相传，为竞渡之戏，……诸郡率然。”唐•范慥《竞渡赋》载：“因汨罗拯溺之事，为江汉载浮之戏，以娱黎庶，以穆风俗，故岁习而无亏尔!”“汨罗拯溺之事”当然是指屈原投汨罗事。可见到隋唐时，端午为纪念屈原已是“诸郡率然”。明嘉靖安徽《池州府志•卷二》载：“端午龙舟竞渡，小民乘楚俗，吊屈原余意……。”明弘治福建《八闽通志》载：“竞渡，楚人以吊屈原，后四方相承，遂为故事，闽俗尤重。”清乾隆贵州《玉屏县志•卷三》载：“端午，插艾叶菖蒲于门……，即古吊屈原之遗意也。”清•李斗《扬州画舫录》载：“龙船上供太子，不知何神，或曰屈大夫，楚之同姓，故曰太子。”扬州是吴之故地，也不言纪念伍子胥而谓纪念屈原。《古今图书集成•历象汇编•岁功典•端午部汇考》引《浙江志书•金溪县》称：“自汨罗竞渡，相习成风，人无异俗。”浙江是越之故地，也不言竞渡为越王勾践和曹娥，而言汨罗，此俗为谁，不言而喻。清•麟庆《鸿雪因缘图记》载：“天津府……癸卯(注：即清道光23年，1843年)五月初四日，余过楼下，见龙舟旗帜翱翔……。因思三闾大夫以谗被放，五日投汨罗江，至今群争吊挽，何忠爱之感人耶!”“在台北士林区州美里，有一座主祀屈原的屈原宫，每年端午，都有信徒带着粽子去祭屈原。”〔9〕类似记载，还可以在各地方志和有关史料中找出许多，在此不一一例举。“迄今为止，流传久远，影响最大的是端午节起源于纪念屈原之说。”〔10〕可见在诸多影响端午文化的因素中，屈原是影响最大、最深远、最为广大人民接受的因素。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屈原的爱国精神为全国各民族所接受，由此也可见爱国是不分民族，不分地域，不论时间先后的。从屈原殉国后，端午文化的內涵也发生了质的变化，其意义得到了大幅度的升华。突出的有以下几项民俗內涵的变化：

　　1)划龙舟：原初之意是划着龙舟娱龙、祭龙，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行舟平安，却病禳灾。自屈原殉国后，逐渐演变成龙舟竞渡，抢救屈原。其形式也由“划”而变为“竞”，以争得上游为荣。

　　2)插菖蒲艾叶：原本是晾干备作医药用。屈原以后，其形式未变，內涵却变成了纪念屈原，其民谣也变为：“五月五日午，屈原骑艾虎。手持菖蒲剑，驱魔归地府。”反映了人们对屈原的崇拜与爱戴，对邪恶奸佞的憎恨。

　　3)屈原还成为了人们期望的守护神，因为“驱魔归地府”这个“魔”，不单指奸佞，同时也指病魔。但是《中国古代文化史》一书则说：“在湖北大冶，屈原甚至被当作瘟神送走：‘五月十八日送瘟。纸作龙舟长数丈，上为三闾大夫像，人物数十，皆衣锦绣彩缯，冠带器用以银制，费近百金，送之至青龙堤焚之’。”〔11〕阴氏和许氏在这里把人们的意思领会错了，据湖北美术学院陈日红先生《端午送瘟神》一文记述：“在道仕袱所在的长江岸边，有一座庙宇——屈原宫，这是扎制、供奉神舟并举行一系列祭祀活动的场所。……庙堂中央的高低座架上供奉着屈原、张元柏等40尊纸扎神像，屈原塑像与观音像分置于两侧。”同时供奉的还有“杨泗、伞师、千里眼、顺风耳、……圣母”等〔12〕，五月十八日都要被烧掉。照阴、许二氏之说，这些神岂不都成了瘟神，恰恰相反，这些神在人们的心目中，都是人们安全的守护神，由此可见，屈原也成了人们期望的安全守护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