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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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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县西北),将赵军士卒、伤员、俘虏45万人全部坑杀。这是战国史上杀人最多的一次战役,中国历史上一次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其心肠之狠毒,手段之残酷,为战争史上所罕见。
秦国军队愈战愈勇,势力愈来愈大,统一中国已是势不可挡,指日可待。战争给那个时代带来巨大的灾难,也造就了中国历史上一大批著名的军事人物。如春秋末期齐国著名的军事家孙武及其著作《孙子兵法》,被誉为“中国最杰出的兵书”、“东方兵书的鼻祖”、“世界古代第一部兵书”。魏国的将军吴起,齐国的军师孙膑、将军田单,燕将乐毅,秦将白起、王翦、赵将廉颇等兵家,围魏救赵、孙庞斗智、火牛阵等战例,成为中国军事史上的精彩篇章。
一个奇怪的现象是,伴随着残酷的兼并战争,却出现了一个文化艺术空前繁荣的景象,诸子蜂起,从不同角度提出自己的学说和政治主张,展开多种形式的争论,内容十分广泛,诸如天道观、认识论、名实关系,社会伦理、礼法制度等。《汉书·艺文志》把诸子学说归纳为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10家。西汉著名史学家司马炎在其《论六家之要指》一书中,将其归纳为阴阳、儒、墨、名、法、道6家。另一名西汉学者刘歆辑《诸子略》:“凡诸子百八十九家,四千三百二十四篇。”1986年,中华书局再版《诸子集成》,汇集先秦至汉魏、六朝诸子著作26家的注本或校本共28种,其中先秦诸子著作18种。可见当时学术空气之活跃,学术著作之丰硕。郭沫若将这个空前盛况概括为“群星丽天的时代”,“中国文化史上一个划时代的灿烂的时代。”
诸子百家学说在许多方面都具有一定的进步性。由于历史和阶级地位的局限,他们的学说中也有许多错误的东西。奇怪的是,在那个战火纷飞、兵火蔓延的年代,居然涌现出一大批创立新说的学派,具有独立见解的学者。早于屈原的有春秋时代的老子、孔子、墨子、管仲、晏婴、邓析等,比屈原稍早或与他同时代的有李悝、商鞅、申不害、环渊、接舆、尸佼,宋金开( 形)、孟子、庄子、尹文、惠施、田骈(片)、慎到、陈良、许行等,比屈原稍后的有邹衍、公孙龙、苟子、韩非子等。这批人从长期的战乱中脱颖而出,以他们的学识,为古代中国的发展探索多种途径,在中国历史上写下了多彩多姿的一页。如果说,楚国的兰台宫侧重于文学,齐国的稷下学宫却是一个学派荟萃,百家争鸣的中心。齐威王似乎从战乱中发现了一个新的亮点,在稷下(齐国首都临淄稷门附近。临淄即今山东省淄博市)广置学宫,招揽天下学者和游说之士数千人,任其讲学议论。在稷下学宫传播其学说的学者,有淳于髡(昆)、邹衍、田骈、尹文、环渊、田巴、鲁仲连和荀子等著名人物,对繁荣战国时代的学术思想交流,对创造灿烂的古代文化,对推动后世的文化发展,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还有一批以从事政治外交活动为主的纵横家。他们的代表人物公孙衍、苏秦、张仪都身居高位,凭借他们能言善辩的口才,运用纵横捭阖之术,游说各国接受他们的政治主张和斗争策略,对掀起战国时期各个国家之间尖锐复杂的矛盾斗争,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许多骇人听闻的事件都由他们一手策划,直接参与,一度左右了战国的局势。一部《战国策》,记下了他们的言行。
三、竞相发展的变革时代
春秋战国之交是中国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分界线,是奴隶主阶级日趋没落,新兴地主阶级逐步发展壮大起来的转变时期,而战国时代则是中国历史上社会动荡,人心思治的时代,也是竞相发展,急剧变革的时代。谁发展得快,发展得好,根本出路在于改革。溯本求源,改革并不始于战国时代。早在春秋初期,齐桓公任命管仲为卿,尊为“仲父”。管仲上任后便对齐国的内部机构、
军事编制、人才选拔、工商业的发展、货币和物价管理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使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成为春秋时期的第一个霸主。管仲成为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改革家。此后,楚庄王任用孙叔敖和伍举、苏从执掌政务,大力整顿内政,厉行法治,减轻赋税,兴修水利,使国力日渐强盛,成为春秋五霸之一。再后,鲁宣公十五年(公元前594年),鲁国率先实行“初税亩”,即按以亩为单位 的土地面积收税。这大约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税制改革,标志着以“井田制”为基础的土地国有制退出了鲁国的历史舞台,承认了新兴地主阶级的存在和私有土地的合法性。说明在整个奴隶社会的母体中,一个新生儿已经孕育成熟即将呱呱坠地了。禁锢得严严实实的奴隶制度的堡垒,已经洞开了一个缺口,中国逐步进入封建社会,加速这一进程的动力无疑是政治、经济、军事和行政管理等多方面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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