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朝自周平王元年（公元前770年）东迁洛邑（今河南省洛阳市），至周赧王五十九年（公元前256年）为秦所灭，史称东周，分为春秋、战国两个时期。春秋以鲁国编年史《春秋》一书而得名，战国以各诸侯国连年征伐而得名。
周灭殷商，东征胜利，周天子将大片土地连同生活在这些土地上的奴隶分封给王室子弟和开国功臣。至西周末叶，已经分封了100多个不同爵位的诸侯国。那时候的封国跟今天的国家概念不同，也不同于后来的地方政权，而是王朝统治下的一片封地。由于朝廷赋予封国的权力很大，封君不仅在自己的封地里有世袭的统治权，还可以征收赋税，发展经济，建立武装。渐渐地，周天子便失去了对这些诸侯国的控制。一部分先行强大起来的诸侯国便无视周天子的王权，以强凌弱，以大欺小，开始了互相兼并的战争，所谓“春秋无义战”，指的就是群雄割据，都想称王称霸的战争。
如果说，春秋时期各诸侯国的兼并战争意在扩张自己的势力范围，建立强大的地方割据政权的话，战国时期各诸侯国的互相攻伐，其目的已大大地超越了争做霸主的范畴，一天天地显现出了以建立统一的封建政权，取代周王朝的统治为目标。经久不息的战乱，一方面给老百姓带来巨大的灾难，给工农业生产带来很大的破坏性；一方面也激励人们觉醒，启迪人们去寻找一条推动社会发展的正确途径。从战国时代开始，一股渴望统一，呼唤和平，反对分裂，反对战争的巨大声浪，席卷整个中国，成为中国历史发展的大趋势。
战国七雄中，西部的秦国最强。疆域北至今陕西省北部，南至今四川省成都和重庆市境内部分地区，东有黄河和函谷关（今河南灵宝县东北），其地盘虽然不算太大，地理条件和经济、文化基础较之齐、楚和中原诸国也相差不多，但其地势十分显要，进可以攻，退可以守。宫廷内部较之关东六国相对稳定，对建立统一的封建政权认识较早。他们善于用人，更善于用兵，文臣精于谋划，武将深通韬略，军队骁勇善战。他们认准一个方向，历代秦王一脉相承，发展步伐比其他各国都快。
南方的楚国最大。国土占有今湖北、湖南、安徽、江西、江苏、上海、浙江七省、市的全部和河南、重庆、云南、贵州四省、市的一部分土地。楚国的强大早于秦国。自从熊绎建国以来，他们便着眼于发展，在被中原视为蛮夷的荆楚大地上站稳了脚跟，开始与周王朝分庭抗礼。楚侯熊通向周天子要求“加位”，周天子不答应，他便自立为王。楚武王死后，楚文王继位，将首都从丹阳（此丹阳为西楚迁都，故址在今湖北省枝江市境内）迁到郢。从楚文王继位后的第二年（公元前688年）起，楚国便开始兼并周边的申、蔡、邓、息等小国。楚文王在位期间，共“兼国三十九”，凌江汉间小国，小国皆畏之”。楚成王元年（公元前671年）楚国已有“楚地千里”之说，周天子害怕楚国的强大，正式加封楚君以王位，令楚王平定“南方夷、越之乱，无侵中国。到了楚庄王时代，又“并国二十六，开地三千里”。至楚威王（公元前339年～前329年在位）时代，楚国已成为“天下之强国”。楚威王亲自变法图强，东征北讨，使楚国拥有“地方五千里，带甲百万，车千乘，骑万匹，粟支十年，此霸王之资也。
东部的齐国最富。疆域占有今山东省的大部分和河北的小部分，“膏壤二千里”。自公元前404年齐国内部的田姓取代姜姓政权之后，在田齐桓公、田齐威王、田齐宣王祖孙三代的苦心经营下，借东部沿海渔盐之利，大力发展经济，奖励耕织，使齐国发展成为一个富庶的东部强国。
北方的燕国在今河北省北部辽宁省西部及内蒙古自治区的东南部，虽在七雄之列，因僻处北方，与中原交流甚少，其综合国力与秦、楚、齐三国相比，只能算个北方小国。
地处中原的韩、赵、魏三国，初为几个子爵，周威王二十二年（公元前403年），周天子才承认三国为诸侯。周安王二十六年（公元前376年），韩、赵、魏三国把晋国给瓜分了，才跻身七雄之列。韩的国土大部分在今河南，小部分在今山西；赵的国土一部分在今河北，一部分在今山西和内蒙古自治区境内；魏的国上占有今山西、河南和陕西的一部分。
由于六国所处的地理环境、经济基础、文化差异和发展快慢不同，加之连年攻伐，此消彼长，所以，七国的强弱对比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处于一种极不稳定的状态。战国初期，魏国率先发展成为一个北方强国。它首先西攻强秦，占领秦国的河西；接着移师北上，跨越赵国攻灭中山（后复国）；再挥师南下打败楚国，使秦国大吃一惊。魏国和秦国是近邻，魏国的强大，不仅对秦国构成威胁，而且堵住了秦国向东扩张的大门。秦国决不会甘心。他们暗中积蓄力量，采用先消除身边隐患的方针，集中全力对付魏国。秦孝公继位后， 任命商鞅为大良造（战国初期秦国的最高行政长官，掌军政大权）， 趁着魏惠王进攻韩、赵，对秦国不加戒备的时候，乘虚而人大举进攻魏国，不仅夺回了失地，还夺取魏国河西之地700里。秦军逼近 魏国首都安邑（今山西省夏县西北），迫使魏国将首都迁到大梁（今河南省开封市）。魏国从此一蹶不振，魏惠王改称梁惠王。秦国则打开了一条向东扩张的通道。
继魏国之后，齐国发展为东方第一强国。特别是齐威王、齐宣 王父子两代，先后拜邹忌为相，田婴为将，孙膑为军师，大败魏军于马陵，杀死魏将庞涓，俘虏沈太子申，声威远在秦国之上。秦相张仪游说齐国时对齐宣王说：“天下强国，无过齐者；大臣父兄殷众富乐，无过齐者。齐国的大夫国子也对齐王说：“是以天下之势，不得不事齐也。故秦得齐，则权重于中国；赵、魏、楚得齐，则足以敌秦。足见齐国在七雄中的地位和作用。
楚国的强大在楚威王执政期间发展到高峰，不仅建立了“霸王之资”，还拥有先进的铁兵器和战车。越国灭了吴国，楚国又灭掉越国，使东部沿海地区的大片土地归楚所有。《墨子·非攻》在总结楚国的强大时有一段精辟的论述：“始封之时，其土之方（方读作旁，广大），未有至数百里也；人徒之众，未有至数十万人也。以攻占之故，土地之博，至有数千里也；人徒之众，至有数百万人也。”说明楚人很会打仗，楚国疆域的扩大，人口的增加，是因为“攻占之故”，是从战争中得到的实惠。楚国地处江南鱼米之乡，农业发达，商业繁盛。有人这样形容郢都市井的繁华：早上穿件新衣裳上街，晚上回来就得打补丁。苏秦游说楚威王：“楚，天下之强国也。……秦之所害于天下莫如楚。楚强则秦弱，楚弱则秦强，此其势不两立。……纵合则楚王，横成则秦帝。”张仪对楚怀王说：“凡天下强国，非楚而秦。”
纵观以上情势，当时代发展到战国中、后期，七雄的竞争实际上是秦、楚、齐三个大国的竞争。楚、秦两国世为仇敌，能够与秦国抗衡的只有楚国。楚国成为抗秦派和亲秦派争夺的焦点，筑在秦国面前的一道铜墙铁壁。齐国是楚、秦两国争夺的对象。燕、韩、赵、魏四个小国身居夹缝，时而偏东，时而靠西，时而向南，时而互相攻伐，两败俱伤。北方的燕国发生内乱之后，遭到齐国的攻伐，“士卒不战，城门不闭，燕君哙死，齐大胜。赵国自赵成侯继位以来，先则屡败于魏国，继而又败于秦国，直到赵武灵王即位，才重振国威，向北可以争胜，转向则无法与秦、楚、齐三国一争高下。魏国自魏惠王继位以来，东败于齐，西败于秦，南败于楚，丧城失地，被迫迁都。韩自建国以来，屡遭魏、秦两国的侵犯，屡战屡败，直到韩昭侯以申不害为相，“修水行道，国内以治”国力才有所增强，外患暂趋缓和。
秦、楚、齐三国都有取代周天子建立统一的封建政权的条件，斗争异常剧烈。流血的和不流血的，明的和暗的，都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周赧王二十七年，即秦昭襄王十九年，田齐泯（敏）王十四年（公元前288年），秦、齐两国同时称帝，秦为西帝，齐为东帝。都只过了两个月皇帝瘾，便摘下皇冠，再度称王。楚怀王也早有野心，大约在他执政的第二十九年（公元前300年），他令工匠铸造了一套金币，将部分诸侯王的形象铸在币中。楚怀王作为“王中之王”趾高气扬地坐在车上，魏王给他驾车，宋王给他当陪乘，周、召二王左右侍候，腾、薛、卫、中山之君紧随其后。列国听说了这件事后极其愤怒，齐国兴师问罪，楚军大败，楚怀王被迫于次年入秦。这件事情最终成为楚怀王客死于秦的导火线。
在七国纷争错综复杂的情势下，在外交上曾出现过“合纵”、“连横”两大政治派别。所谓“合纵”，就是关东六国联合起来，从北到南结成一条统一阵线，抵抗秦国的侵略。所谓“连横”，就是说服关东六国分别事秦、亲秦、不要结成统一阵线。两种主张显然出于不同的目的。合纵派代表人物苏秦曾拜为六国相，于周显王三十六年（公元前333年）在赵国洹水签订合纵抗秦第一次六国联盟，他自任“纵约长”，统理六国事务，不久即被连横派代表人物张仪所破坏。15年后，即公元前318年，六国君王又在楚国首都聚会，签订第二次六国联盟，公推楚怀王为“纵约长”，规格比第一次六国联盟更高。时隔不久，因怀王率六国军队吃了败仗和六国内部的怀疑与猜忌，又被张仪所瓦解。六国从此再也难以联合，而秦国的势力则越来越大。
屈原生长在这样一个列国纷争，战火连绵的时代。在他担任左徒的时候，正是第二次六国联盟遭到破坏的时候。鉴于两次六国联盟连续失败的教训，再花力气结成新的联盟已经不现实了。屈原在外交政策上坚持主张“联齐抗秦”，只要楚、齐两国结成同盟，秦国就不敢轻举妄动，燕、韩、赵、魏四国就会审时度势，确定自己的外交政策。这样一来，就可以争取到一个相对稳定的和平环境，把国内的事情办好，对楚国来说无疑是最明智的选择。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