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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的政治既没有人可以协商，我要死了去依就殷代的彭咸。战争频繁，社会动荡；诸子兴学，学派林立；新兴地主阶级的崛起，改革之风的盛行，生产关系的改变，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社会的急剧变革和突飞猛进，作为当时的社会存在，必然反映在意识形态领域，必然从四面八方一齐涌进屈原的脑海，使屈原的大脑成为一个多元化的载体。
第一，以美政为理想的儒家色彩
在屈原生活的年代，被称为“世之显学”的儒、墨、道三家学说，已经形成了完整的思想体系，流传甚广。而儒家学说从传世的时候起，便被统治阶级奉为经典，各派学说的正宗。屈原见闻广博，又是楚国贵族，不可避免地要接受儒家学说。从《史记·屈原列传》和《新序·节士》篇里那个屈原小传及屈原的作品中，都可以发现屈原的思想具有明显的儒家色彩。儒家主张“德政”、“仁政”，屈原主张“美政”，在《离骚》结句中表述他的美政理想：
既莫足与为美政兮，
吾将从彭咸之所居。
孔子主张“礼治”，屈原主张“廉政”；孔子主张天下归“有德者居之”，屈原主张“有德者在位”；孔子主张“爱人”，屈原主张“恤民”；孔子主张“举贤才”，屈原主张“举贤授能”；儒家反对秦国的战争政策，屈原反对泰国的暴力征伐；儒家主张大一统，屈原也主张大一统……凡此种种，证明屈原的思想与儒家思想有许多共同之处。屈原继承和接受了儒家德政思想中许多合理的成分，因为儒家思想在奴隶制向封建制转换的时期是一种革命的、进步的思想。郭沫若先生说：“屈原完全继承了这一体系的思想，也正充分地表现着他的革命的、前进的精神。他主张德政，主张选贤举能，主张大一统……”他“彻底的接受了儒家的思想”。
实行美政是屈原的最高理想，毕生追求的目标。为了这个理想，他不屈不挠地奋斗了一生。眼看自己的理想不能变为现实了。他义无反顾地以身殉国，实践了自己的诺言。
第二，以改革为追求的法治主张
战国时代，法家以主张“法治”，推进改革而闻名，儒家以维护“周礼”而闻名。看起来各行其是，究其实，儒、法两家也有许多相同的地方，一部分法家人物早期曾接受过儒家学说，有的直接出于儒家。如在魏国变法的李悝，曾经是孔子学生子真的弟子，《汉书》作者班固根据刘歆《七略》，将李悝的著作列为儒家学说。又如在楚国变法的吴起，司马迁说他“尝学于曾子”。乡人笑他什么事也做不成，吴起发誓说，我若做不了卿相，决不回家。遂拜曾子为师，后来果然做了卿相，文韬武略兼备，功名显赫。再如在秦国变法的商鞅，在与秦孝公讨论“强国之术”时，要秦孝公“以帝王之道比三代（夏、商、周三代开国之君）”，“比德于殷周显然也是儒家思想。几位著名的法家代表人物都与儒家有密切关系，都曾受教于儒家。
在几个重大的带方向性的问题上，儒家和法家的主张似乎是一致的。如：儒、法两家都主张实现中华民族的大一统，都主张爱民，都重视新兴地主阶级的作用，都主张治国平天下要选贤任能，依照一定的规矩，遵守一定的准则。但在某些问题上，特别是几个重大问题的实施手段上，儒、法两家却存在着严重的分歧。如：儒家用以治国的纲领是“德”和“礼”，法家用以治国的手段是“法”与“刑”。儒家主张“法先王”，提倡效法唐尧、虞舜和周文王、周武王的治国方法。法家主张“法后王”，推行改革，反对复古。儒家的理想王国是“王道”，法家的政策措施是“霸道”。儒家相信“天命”，法家不相信“天命”。儒家主张对列国尽量采取友好相处的温和政策，法家则采取武力征伐，兼并弱小国家的霸权主义。
儒、法两家的分歧，从学术上的不同见解发展到政治上的尖锐对立，随着时代的推移愈演愈烈，达到不可调和的地步。
屈原头脑中具有很明显的法家思想。他讲“规矩”，循“绳墨”，明“法度”，这在他的作品中多处可见。他站在依法治国的高度，抨击腐朽没落的楚国贵族集团不遵守法度的行为，导致楚国政治上的腐败，外交上的失策，综合国力的削弱。他在《离骚》中说：
固时俗之工巧兮，
亻面 规矩而改错。
背绳墨以追曲兮，
竟周容以为庆。
（固然是糊涂的人善于取巧，不守一定的规矩任意胡闹。抛却了一定的准绳只图迁就，竞争着在依阿取悦以为常套。）
在《惜往日》中说：
惜往日之曾住兮，
受命诏以昭时。
奉先功以照下兮，
明法度之嫌疑。
（回想从前我曾受信用，禀受王争使时代光明。把先代的业绩昭示众庶，依法度严密无疑可存。）
国富强而法立兮，
属贞臣而日女矣。
秘密事之载心兮，
虽过失犹弗治。
（国家富强而纲纪缔定，政在贤者而天下太平。只须对机密事经常操，虽有无心过失，不受处分。）
屈原精心为楚怀王草拟《宪令》。宪令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是法家进行改革的重大举措。屈原已经完成了草稿，因机密暴露遭到旧贵族势力的离间触怒怀王而夭折。由此可见，屈原曾接受过 法家思想，特别是吴起的改革思相。楚国的旧贵族势力不遗余力地反对他，证明他的改革方案与吴起的变法有共同之处。李长之先生说：“屈原在政治上主张法治．也就沿用了吴起在楚所实行的改革主张。”“像吴起、李悝、商鞅所有着开端的，像荀子也吸收着的，后来又由韩非发展到完整程度上的法家思想，是当时的进步学派，而屈原也就恰代表这一个线索上的杰出人物。
第三，道家思想及其他
屈原的思想是博大的，涉及面相当广。不仅融入了儒、法两家的思想，也兼收并蓄了诸子中其他一些思想。楚人人“信巫鬼，重淫祀（不该祭祀的也在祭祀，滥祀）。崇尚巫术几乎成了楚人生活中的一部分。巫术有几个特点：一祀奉上帝，祈求天官赐福；二是装神弄鬼，给人祛邪禳灾；三是占卜问卦，预测人间吉凶。淫祀之风在楚国非常盛行，上至宫廷，下到百姓，无不热衷于祭祀。《新论·言体篇》讲了一个故事：楚灵王信奉巫祝之道，常沐浴更衣，不食鱼肉，以祀上帝，敬群神。有一天，他穿着祭服，佩着绶带在祭坛前跳舞，一军士跑来报告，吴国军队进攻楚国了。楚灵王吓得抱头鼠窜而逃，差点把江山给玩丢了。屈原是楚人，他不可能排除巫术对他的影响，他的《九歌》就是以民间祭祀歌曲为素材而创作的。在《离骚》、《招魂》和《卜居》中，都曾有过屈原找灵氛、巫阳、太卜占卜问卦和迎接巫咸下凡的情节，跟他们说了一大篇道理。姜亮夫先生认为，从屈原的作品中，虽然找不出“天道”两个字，但屈原的脑子里却存在着天道观。游国恩先生说得更具体，他认为屈原的思想来源是阴阳家和道家。认为屈原思想里有四种观念，即：宇宙观念、神仙观念、神怪观念和历史观念，而这种观念都受阴阳家和道家的影响。游先生从屈原的出身，特别是屈原作品中有关天文地理、神仙鬼怪的描述中，证明屈原的神仙观念是一种出世（超凡脱俗）思想，这种思想毫无疑问是从阴阳家邹衍和道家老子那里得来的。游先生肯定地说：“屈原的思想既与邹衍同，而道家的鼻祖老子又是他的同乡；所以我说屈子的出世观念一方面与道家有关，一方面又与阴阳家有关。”郭沫若先生认为，屈原“本质上对于神的存在是怀疑的。《天问》一篇差不多整个是对于‘怪力乱神’的疑问。但他在另一方面却仍然保留着对天的信奉，例如前面已举出过的‘皇天无私阿兮，览民德焉错辅’，便是良好的例证。”郭老又说：“屈原思想对于奴隶制时的神权束缚本来是怀疑的，但他却不惜费力量来描写天堂、地狱，而仍然承认着上帝与土伯的存在。他反对‘怪力乱神’，但也汇歌‘怪力乱神’，像他的《九歌》里面所讴歌的一些神鬼，差不多都是一些怪力乱神的标本。”
第二节、屈原思想的个性特征
屈原虽然吸收了儒、法、道和阴阳家的部分思想，但他并不属于哪家哪派，他的思想跟诸子的思想也不尽相同，行为上并不以他们为榜样，照着他们的路子走。
儒家尊孔子为圣人，屈原却处处以宁愿饿死在首阳山上也不食周粟的伯夷为榜样。孔子怀才不遇，在鲁国做不了大官便周游列国，到处谋官求职，希望找到一位志同道合的君王，共同推行他的政治主张。孟子也曾离开他的家乡去齐、魏等国宣传他的学说，均不见采纳，直到晚年才回乡跟他的学生万章一道著书立说。战国时代，人才流动是一种常见的现象，屈原却始终热爱自己的祖国，即使遭到不公正的待遇，也不去外国做官。儒家讲究“中庸之道”，屈原决不向旧贵族势力妥协。儒家的偶像是周公和孔子，屈原在他的作品中从来不提周公和孔子。
屈原接受了法家依法治国、变法图强的主张，但他似乎不会运用铁的手腕，对旧贵族势力的能量估计过低，在培养选拔干部，集结变革力量，随时准备镇压贵族势力的反抗上显得无能为力，而对君王期望值又过高。他认为，只要君王推行“美政”，官吏有了“美德”，什么事情都好办，殊不知那些拥有极大权力的王公贵族决不会拱手把他们的世袭领地交出来。由于世界观的不同，他接受了“法”，但对“术”与“势”却缺乏足够的认识，说明他的思想跟法家的整个思想体系有不小的距离。
道家的思想跟屈原的思想也有许多矛盾的地方。道家主张“大器晚成”，屈原却处处感到时间的紧迫，慨叹老境在渐渐地到来，理想和事业还没有实现。道家主张“无为而治”，即一切都顺应自然发展，不要有远大志向，不要跟别人斗争，更不要企图去战胜别人。屈原却始终坚持积极进取的斗争精神，处处以战斗者的姿态出现。道家主张远离尘世，超凡脱俗。屈原却怀着远大的理想，要凭自己的努力改造自然、改造社会，推动社会的发展与进步。
屈原的思想跟阴阳家的思想也有许多不同。阴阳家谈天文，也谈地理，既谈阴阳八卦，也谈鬼神吉祥。他们是半人半仙，云游四方，飘忽不定的方士之流的祖师爷。他们的思想，一方面想逃避现实，妄图超越政治和历史，幻想到他们宣扬的神仙境界中去；一方面又以此作为对现实的不满和反抗。他们宣扬的阴阳推演和神仙鬼怪之说具有浓厚的迷信色彩，在缺少文化和科学知识的下层社会中起到麻痹群众，丧失斗志的作用。屈原对阴阳家及其门徒传播的那些荒诞的言行采取轻视和不信任的态度。
单从屈原思想和诸子思想的同与不同，还不足以说明屈原思想的本质。屈原是个有独立见解的人，正像他在《橘颂》中写的那样，既不随波逐流，也不固步自封。屈原的思想具有明显的个性特征。
第一，热爱大中国的爱国主义
郭沫若先生说：“屈原是两千多年前的一位伟大诗人。同时是一位思想家、政治家。“他热爱人民，热爱祖国，热爱真理和正义。他的诗是由这种真挚的感情充溢着的”。“他生在楚国，因而热爱楚国，但他的对于祖国的热爱，是超过了楚国的范围的”。“屈原，他不仅热爱祖国，而且热爱中国。”郭老的这些论述，说明屈原不仅是个热爱楚国的爱国者，而且是个热爱中国的爱国者。西周初年，“中国”一词便出现在史籍中，但与现代中国的含义不同，较多的指中原，即华夏民族集中居住的地方，夏、商、周三代建国的中心地带，中原之外的少数民族被称为蛮夷或异族。后来，随着社会的发展与进步，要求建立统一的封建政权的呼声愈来愈高，中国逐步发展成为整个中华民族共有的祖国。屈原热爱大中国，前提就是希望实现中国的大统一，说得具体些，就是希望由楚国来统一中国。为达此目的，他希望楚怀王成为一个好的君主，因而把他的毕生精力，毫无保留地倾注在楚怀王身上。
在君主专制的时代，君王是至高无上的统治者，国家的象征。君王的有为或无为，明智或昏庸，贤德或暴戾，决定着这个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屈原虽有强烈的爱国之心，虽有统一中国的宏愿，但他并不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他是个臣于，他的理想和愿望，只能通过君王去实现。那时候的君臣关系是十分微妙的，处理好上与下、朝与野，忠与谏的关系是一大学问。弄不好，不仅一事无成，还会招灾惹祸，历史上此类悲剧屡见不鲜。
屈原是个很有教养很有学问的人。他在担任左徒的期间，除辅佐楚怀王处理内政外交事务外，较多的是向怀王灌输先进的思想，希望怀王成为一个有为之君。怀王在执政期曾经有过一定的抱负，但他的性格另一面是孤傲自大．反复无常，易于冲动。他似乎读书甚少，缺乏独立思考的能力，使屈原在规劝他的时候必须十分谨慎，从多方面启发他自悟。屈原采取赞美“前王”或“前圣”的方法，把古代的明君、贤臣的故事讲给怀王听，这些内容后来都融进了他的作品。他在《离骚》中说：
彼尧、舜之耿介兮，
既遵道而得路。
（想唐尧和虞舜真是伟大光明，他们已经是得着了正当轨道。）
……
汤、禹俨而祗敬兮，
周论道而莫差，
举贤而授能兮，
循绳墨而不颇。
（商汤和夏禹都谨严而又敬戒，周的先世讲求理法也没差池。在政治上是举用贤者和能者，遵守一定的规矩没有偏倚。）
……
汤、禹严而求合兮，
挚咎繇而能调。
（商汤和夏禹都虔诚地求过贤臣，伊尹和皋陶便际遇着君臣共济。）
说操筑于傅岩兮，
武丁用而不疑。
吕望之鼓刀兮，
遭周文而得举。
宁威之讴歌兮，
齐桓问以该辅。
（傅说为佣，他曾经在傅岩版筑，武丁用了他并没在丝毫芥蒂。吕望在朝歌的市中使用屠刀，遇着周文王便拜他做了师傅。宁戚在放牛时扣角而作商歌，遇着齐桓公使聘他做了大夫。）
在《哀郑》中说：
尧、舜之抗行兮，
暸杳而薄天。
（唐尧与虞舜是多么崇高，他们的德行是光被四表。）
在《惜往日》中说：
闻百里之为虏兮，
伊尹烹于庖厨。
吕望屠于朝歌兮，
宁戚歌而饭牛。
不逢汤武与桓寥兮，
世孰云而知之。
（百里奚曾经做过奴隶，伊尹曾经做过司厨。姜太公曾经做过屠户，宁戚曾经做过牧夫。假使没有商汤和周武，假使没有齐桓和秦穆，谁能够重视他们的才能？谁能够知道他们的好处？）
屈原赞美的这些“前王”或“前圣”，都是炎黄子孙共有的明君和贤臣，并不是楚国的先公先王。楚国历史上也曾出过几个颇有政绩的先王，如：楚武王熊通，楚文王熊赀，楚成王熊恽，楚庄王熊侣，楚威王熊商等。也曾出过几个有名的贤臣，如：楚成王的令尹子文，楚惠王的令尹子高．楚穆王的令尹大心，楚昭王的大夫申包胥、将军蒙古等。屈原为什么一个都不提，因为他们只是一个诸侯国的君臣，不是全中国的君臣，他们的业绩和贤名与整个中国的明君贤臣比较相去甚远。屈原要求楚怀王以全中国的有道明君为榜样，意在激励他树立远大理想与雄心壮志，做一番与“前王”媲美的事业。
屈原热爱大中国，并不排斥也没有冲淡他对楚国的爱。从他一生的言行中可以看出，屈原对大中国的爱，首先基于对楚国的爱。
楚国是屈原的父母之邦，她有辽阔的土地，壮丽的山川，富饶的物产，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强大的国力，怎不使屈原对她产生母亲般的爱。追溯这种赤诚之爱的真情吐露，惟有依赖他的作品。在《离骚》中，屈原彷惶不定，向女巫灵氛占卜，灵氛劝他说：
思九州文博大兮，
岂唯是其有女（意指明君）？
曰：勉远逝而无狐疑兮， | 